My Golden Eighties

回家後，我把窗簾拉嚴，慎防任何一絲日光漏網侵入。搖身變成一頭困獸，身處暗黑幽靜的牢籠中，悄悄休養生息。

是手機震動將我喚醒。假如電話不及時響起的話，恐怕我真會一眠不起，無止境昏睡下去，直至老死。

但我並不理會它，繼續作我的春秋大夢。這一刻，我人生最大的目標，是壽終正寢。手機堅持了一陣，終於停止悲鳴。

過了不知道多久，手機再次震動。它在床頭櫃上自顧自遊走，終於掉到地毯上，繼續嗚嗚作響。這次，我再敵不過它的哀嚎。

迷糊間匆匆一瞥床頭的夜光時計。零時十六分。我竟連續睡了十一個小時。由於睡了太長時間，我感到渾身乏力，整個人軟綿綿。

動作遲緩的我，像老人一樣慢動作翻身下床，把手機自地上撿起。屏幕顯示我有七個未接來電。三個是公司打來的，四個是宗銘。

我把手機重新擱在床頭櫃上。

大半日未曾進食，胃部空空如也，我卻不覺得餓。體內彷彿有一團火，燒得我渾身作痛，唇焦舌燥。

我赤腳步到廚房，從冰箱取出一瓶水，咕嘟咕嘟喝掉三分二。

就在這時，我家的門鈴大作。我好生納罕。誰來找我。我把礦泉水的瓶子放在流理檯上。右手扶着冰凍的玻璃瓶身，怔怔地思考這個問題。

乾脆裝作沒人在家好了。反正平日這個時分，我很多時候根本還沒下班，不會有人應門。

然而過了一陣，門鈴不但持續，更伴隨着擂門的聲音。我倏地收緊了眉頭，他媽的，哪個如此不識相的傢伙，連生病都不放過我。讓我避世一天行不行。

忍無可忍的我走到門前，霍一聲打開門。正打算發作，卻發現站在門外的是宗銘。

「是你。」我愕然，「有甚麼事？」

他語調急速地問：「你為甚麼不接電話？」

「其他人不接電話，你都會這樣直接跑上別人的家嗎？」我哭笑不得，「我有點感冒。所以留在家裏睡覺，聽不見電話響。」

「你剛從日本回來，病了怎麼不告訴我？」他問。雖不致氣急敗壞，但今日的宗銘確有點失儀。與平日的從容不迫大相徑庭。

我失笑看着他，「宗銘，你我也是過了而立之年的人了。還作興來這一套嗎？」

「你生病了，難道不需要人照顧？」

這問題更令我啼笑皆非，「一個人只有在生命的初期和晚期，生病時才需要別人照顧。你看我是像三歲小兒，抑或八十老人？」

「你這人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反問：「甚麼怎麼回事。」

「From the beginning, you’ve been shutting me out.」宗銘在美國長大，所以一急起來，便會說自己母語。「You never let people in. I wonder if you have ever tried letting anyone in.」

我冷冷睨着他，「你想怎樣。算是跟我攤牌嗎。」我相信我說這話時，眼神和語氣儼如萬載玄冰。

宗銘臉上有一絲錯愕。他張了張嘴，卻一個字沒說出口。終於轉身，離開了。

返港後翌日。清晨醒來，我已心知不妙。

相信正常人都有過此經歷，就是那種無關痛癢的小病初起。感覺鼻子末處和喉嚨頂端之間彷彿膠着了。即使不停吞口水，那種「有甚麼黏着」的感覺總是驅之不散。

但早上有一個檢討日本之行拍攝工作的會議，於是我仍舊準時回到公司。

會議上，每人輪流彙報各自負責工作的進度，並清楚列出下一步將如何進行。會上所有人均聚精會神。拍攝完畢，關鍵的工作才正式開始。

會議結束後，我到公司附近的診所看醫生。發現自己竟然輕度發燒。非常莫名其妙。天氣如此溫暖潮濕，不見得是感冒吧。卻無端地，真的得了感冒。

醫生叮囑我多喝水，多休息。然後給我開了很多「服後有睡意」的藥。

醫生最後問我，要不要寫病假條。我無可無不可地點了點頭。雖然我請病假根本不需要醫生證明。

感冒這種小病，最可惡的地方，是大大削弱甚至令人失卻意志力。連我這種工作至上的人，居然都會因此冒出偷懶的念頭。

恰如所有事情一樣，感冒亦是可大可小的。譬如，聽過不少朋友感冒菌入腸，得進醫院。還曾經在新聞上看到有人感冒菌上腦，最後死了。

我真的在思索「感冒可大可小」這個無聊的問題。很明顯，感冒發燒還會讓人神智不清。許是藥力開始發作，人開始有點薰薰欲睡。

這天晚上，我的確是喝高了。中間好像轉過幾個場﹐我也不太記得。能維持沉穩的腳步，但踏出室外被冷風一吹，我居然有想嘔吐的感覺。奇怪的是，我根本喝得很少。

眾人三三兩兩的上了計程車，打道回酒店。不知為何，最終只剩下我和采臣，兩人孤立地站在夜深人靜的表參道。

東京與香港一樣，入夜後依舊燈火通明。只消一抬頭，便看見巨大的Panasonic霓虹廣告招牌。

我攔下一輛計程車，打開車門，自己先上了車。采臣隨後上車，大力關上車門。

我向計程車司機道：「請到日本橋室町，文華東方酒店。」字正腔圓的日語。那司機制服筆挺，雙手戴着白色手套。從倒後鏡含蓄地瞄了我一眼。出於禮貌，我向他報以一笑。

我和采臣分坐車廂後座兩端，沉默不語。適才高昂的興致，在眾人一一離去後煙消雲散。天下無不散之宴席。一曲既罷，大夥兒都散了散了。

死寂的沉默在車廂內肆虐蔓延。我心想，日本的計程車司機怎不像香港的行家一樣，扭開收音機，任大氣電波打破車廂中的沉默。

鬼故事、感情信箱也好，音樂節目、政治評論也罷。沒有人在乎，只要有聲音就好。

記得有一次，我在蘭桂坊登上一輛計程車。那司機居然在放Hotel California。我記得我當時歪在後座上，笑了。

到底是怎麼一個計程車司機，才會在深夜行駛的計程車上播放Hotel California。他到底是以怎樣的一種心情，獨自穿梭於香港夜深的橫街窄巷。

想起來就覺得不可思議。

驀地，寂靜的車廂中冒出采臣的聲音，「你的日語說得真好啊。」

酒精很大程度地降低了我思考和反應的靈敏度。整個人感覺變得十分遲鈍。

我把額頭靠在車窗玻璃上。聽了他的話，並不言語。眼睛牢牢緊盯窗外的風景。街上偶爾出現一兩個西裝革履的醉漢。

東京總是那麼多酒醉的上班族。他們解下了白天繫上的領帶，步履蹣跚地走在夜色之中。有些就此醉倒街頭，或公園的長椅，或地下鐵出口。

采臣繼續說：「早兩年，我和一個日本人在一起。他是大阪人。說的日語有關西口音，還沒你標準。」他忽然嗤一聲笑，「其實你不需要在我面前顯擺你那一口流利的標準語。只有外國人學日語才會這樣矯枉過正。」

酒精正在發揮作用。我面龐發熱，整個頭昏沉沉地重。聽罷他一番話，我把頭顱的重心自車窗玻璃重新移回自己的脖頸。然後側過臉，怔怔地看着他。

深夜行駛的計程車徐徐穿過東京街頭，路燈一盞盞沿地平線延伸。昏黃光線掩映，老套而節奏地劃過我倆的臉。

良久，我終於開口，「我並沒有想顯擺甚麼。我的確是一個外國人，說的日語只能是這樣。這不是我能控制的事情。」

他雙眼筆直看牢我。緊緊抿着嘴唇，一言不發。兩人對視了片刻，他首先別過臉。

我彷彿對着空氣自說自話。遽然心虛。

計程車司機聽不懂我和采臣之間的異國語言，透過倒後鏡好奇地打量我們。

明天，我們就要離開東京。他回紐約，我回香港。

歷時一周的拍攝工作大功告成。我們廣告公司一行人、東京Jed Root的工作人員與采臣的班底一同往慶功。連幾名模特兒也一道來湊熱鬧。大名鼎鼎的NCC亦賞光同行。

毋需勞駕本地人員帶路，因為此行的日本通實在太多。尤其是廣告行的。在涉谷、原宿的大街小巷穿來插去，比在香港更賓至如歸的人，有一籮筐那麼多。

我們來到六本木一家高級會所。對我而言，全世界所有夜店都是一樣的。可做的事情只有三樣：喝酒、看與被看。而其中唯一有意義的，至少在我看來，只有喝酒。

我一杯接一杯不停地喝。幾乎沒有間場。每一個人前來敬酒，我都一一奉陪。廣告公司的手足、采臣的攝影助手、Jed Root的工作人員、外籍模特兒。一律照喝不誤。

我暗自立定心腸。今晚，不醉無歸。

我一仰脖便是一杯。每杯都喝個底朝天。涓滴不剩，絕不欺場。

席間有人道：「南生果然能喝啊。」

「好說好說。」我哈哈一笑，作抱拳狀，「早那麼七八年，我在不少酒吧喝出了名堂。酒保們管我叫千杯不醉。」

「你少臭美。我看你還能撐多少round。」說罷一揚手，又點了一巡酒。眾人興高采烈地插科打諢。

忽然，從開始便沉默地呷着酒的采臣驀地開口，說：「邵南生酒量自然是好的。世界各地的酒吧會所，恐怕都讓他打了個轉，不知道掉下多少根腳毛呢。」

說這話時，他一直笑笑的。嘴角帶一抹似有若無的輕蔑，稍不留神便會錯過。我以相同的表情回望他，並不搭話。

過了一會我才發現，他說的竟然是國語。這次見面以來，他一直只說英語。我幾乎懷疑他已經忘記怎麼講中文。

其人說國語的聲音和腔調，我已然忘記得一乾二淨。睽違已久。

他那數名來自紐約的攝影助手聽不懂他在說甚麼，好奇地望着自己的老闆。

廣告公司的創作人員聽了他的話，好生納罕。操着香港口音的國語問道：「你怎麼曉得？你以前在其他國家碰到過南生？」

「當然了。我們是老相識了。」采臣哈哈大笑，一派豪氣干雲的模樣，「那時候很年輕，我還在柏林唸電影。」

「可不是。一晃眼我們都奔四的人了。」我老練地笑，不動聲色說：「現在酒量愈來愈差，跟從前是不能比了。」說完乾一口酒，與他一樣開懷大笑。

酒過不知幾巡，興致高昂。我的話開始多起來，「我們是新中年了。而新中年，有三失。」說完故意頓一頓，呷一口酒。

桌上有人問：「哪三失？」

我眨一眨眼睛，好整以暇地答：「睡眠失調、內分泌失調、思覺失調。」

香港人們轟然大笑。笑聲中，我舉杯高呼：「Let’s cheers to it!」大夥熱烈碰杯，濺出的酒撒潑了一桌。

有時候，我覺得生命是一種循環，由一幕一幕戲組成。

人們像演員一樣，在一個很大的攝影廠裏演戲。這邊廂落幕了，演員們便自布景一走位至布景二。

假如是大明星的話，自然賺得一定特權。譬如一場戲拍完了，可以坐在場邊的椅子上休息，由一群人爭相侍候着。喝口水，抽支煙。

當我看着攝影棚，頭戴鴨舌帽的采臣、他的五名外籍攝影助手，還有四名擁有完美肉身、化妝打扮無懈可擊的模特兒，我心中作如是想。

Jed Root的攝影棚很空曠。沒甚麼裝飾，四壁空空蕩蕩，一片雪白。攝影器材自然是多的。但地方太大，那一堆攝影器材顯得很渺小。

數支大型攝影燈自不同角度打下，把整個攝影棚照射得如同白晝。無處不在的燈光之下，每一處隱僻的角落和每一個微絲的細節，霎時無所遁形。

打好燈光後，攝影開始。采臣首先與模特兒熱身。攝影棚開着震天價響的音樂。是紐約punk樂隊Lcd Soundsystem。

采臣一下下按動快門。每一張照片只消數秒，便逐一呈現在電腦屏幕上。

我與創作總監坐在電腦前，凝神察看每一張製成品。雖然只是暖身照片，但已頗為可觀。我不由對他刮目相看。

今日的采臣，與當年的吳下阿蒙，自然不可同日而語。或者說，他從來不是。

另一邊廂，客戶總監把古姿的代表們，招呼得滴水不漏。

正式拍攝開始，采臣讓助手改放古典音樂。Stravinsky與嘈吵的punk造成強烈反差。

我暗自冷笑，怪不得要五名助手。各自負責換音樂、打燈光、整理模特兒衣履、遞相機、茶水打雜。好大的排場啊，NCC。

我說：「或許他可以考慮聽Goldberg Variations。把Glenn Gould五五年和八一年的兩個版本輪流放。」語氣不無諷刺。

「開甚麼玩笑。」這是創作總監的回應。

每拍完一組照片，那四名高加索男女便任人擺布，重新換上事先搭配好的衣服鞋襪，梳理不同的髮型。與一堆金髮碧眼的人偶沒有區別。

回心一想。自己，和其他所有人，其實都與人偶沒有區別。我輕笑。

創作總監問：「你笑甚麼？」

「沒。」我輕輕搖頭，還是笑，「沒甚麼。我思覺失調。」這句話幾乎已成為我的口頭禪。

從頭到尾，我和采臣沒有交流過一句話。我有意見的話，便由創作總監向他的助手傳達。

客戶似乎對照片十分滿意。當然了，攝影師是他們指定的。如果還不滿意，就見鬼去吧。

用高性能數碼相機拍攝完畢，采臣朝助手和模特兒擺一擺手，示意他們稍等，隨後取出一部相對輕巧的相機，把鏡頭對準模特兒。

我不以為意。只繼續與創作總監透過電腦屏幕觀看剛拍好的照片，視線偶爾掃過攝影棚。采臣似乎拍得很起勁。我有些納罕，那甚至並非一部專業照相機。

驀地，我認出那部相機來。一部毫不起眼的黑色萊卡。

這部陳年萊卡菲林相機。那時在柏林，他常把它帶在身邊。我有刹那的失神。

就在這時，采臣忽爾回頭，倏地瞅我一眼。只匆匆一眼，看似漫不經心。然後重新把眼睛瞄準取景窗。

他快速按動幾下快門，感覺十分準繩。而後，他把那部相機隨意擱在攝影器材之中。

真該死。我相信我剛才的眼神，已經徹底出賣了自己。

我正在面對的事情，彷彿有一具屍體擺在我面前。那具屍體雙手交疊躺在舒適的棺木中，面目安詳。我分明在瞻仰遺容，那屍體卻倏地自棺木中跳將出來，站在我跟前，瞪着銅鈴大的眼睛看着我。

而那具看着我笑的喪屍，是他。

他當然不是甚麼寧采臣。那個與倩女談情說愛的書生，只曾出現在聊齋誌異和電影之中。

他的名字叫王舜亮，在歐美以NCC見名。台灣高雄人。平面攝影師。於柏林電影學院主修電影。畢業後首先在歐洲打響名堂，成名後遷往紐約，加盟行內首屈一指的Jed Root。

他與我所認識的采臣唯一共通的地方，只有戴着鴨舌帽而已。

這樣說，又好像有點不公平。他的外表基本上沒甚麼變化。歲月並沒有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痕跡。我想到一句老掉了牙的話，許是心境年輕吧。我諷刺地想。

我審視自身。這些年來，自己到底產生了甚麼程度的變化。我不知道。不論是外表，抑或內在的東西。我是不是已經面目全非。

但至少在他面前，我已絕對不是從前那個人。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後來我們再開了兩次pre-production meeting。我已經能表現得從容自若。除卻先前的不守時外，NCC出乎意料的專業。

我仔細說明拍攝的要求，甚麼地方需要特別注意。並就一切細節作最後確認—拍攝場地、客戶提供的衣飾、模特兒、髮型師、化妝師、美術指導。一切已經準備就緒。

攝影工作即將展開。我如臨大敵一般緊握拳頭，準備迎戰。

我必須讓他知道，我絕對不是從前那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