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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論今日香港社會
練乙錚論今日香港社會
有書好讀﹕練乙錚 跟當權者平起平坐
24/1/2010 俞若玫
【明報】一月十七日正午訪問練乙錚先生,當天是前輩在《信報》最後的工作天,見他一身便服,神清氣爽,對比自己在尊敬的政論家前緊張兮兮,更甚者,腦裏仍重覆著才十來小時前,鄭汝樺局長落荒而逃的身影。其中混合著大家席地馬路、勾手共唱《國際歌》的豪情,荒謬攪和悲慟,憤怒拍打希望,魂魄未定,卻聽見自己汲汲追問前輩種種。只是,世上豈有簡便的答案,何況關心的起點不一樣,愧歉地,訪問文本跟當下情勢的連結,可能得靠讀者了。
先從反高鐵運動是不是新社會運動問起,想不到,練生溫文地說﹕「這幾天,自己最擔心的就是這些青年跟家人的關係,他們將如何跟家人解釋呢?」繼而憶述他在七十年代時,一意孤行,不理家人的反對,追求馬克思思想,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心態參加「認中關社」運動,「相比今天追求平衡保育,意識形態上,當年跟家人有更大的分歧,自己把研究工作擱置了八年,直至重回研究院才能修補跟家人的關係。」但,今天反高鐵青年追求的是別樣的生活價值,不是要買樓買車上位,沒有所謂回到生活的正軌,跟成人不也是意識形態之爭嗎?「年輕人追求優質生活,放棄對GDP的祟拜,對保育及經濟的平衡發展有自己的看法是很合理的。」
論高鐵 讓政治改革具體化
「今次運動是由社會條件累積而成的,出現的,是一次民主運動的轉型,如中國八十年代早期的民運到八九天安門,提的是經濟議題,如物價高漲、官倒官腐及出版自由等,離不開意識形態的爭辯;二千年後出現維權運動,不單是知識分子參選,民主運動具體化,人民有了資產和產權,有了維權意識,明白到「民權」與「官權」之間的矛盾,以及通過體制改革、建立能保護民權的機制的重要。同樣地,今次反高鐵運動,不像從前,社會跟政改關係非常直接,從具體的政策措施上看到官民矛盾,特殊階層利益超乎接受,令政治改革具體化……的確,不能低估反高鐵運動對反功能組別的力度,直繫管治危機,對接著來的政改方案方及選舉方法一定有影響。」
「八十後」在是次運動擔演什麼角色呢?自己一直覺得,是當權者更需要「八十後」這個標籤,以方便自己,掩蓋無知和恐懼,籠統地把一班自己無法理解的年輕人放在同一大傘下,成為可以看扁、拿來嘲諷、隨意定性的名詞。練生聽後,哈哈幾聲說﹕「當然,年輕人參與方式、動員方法、本身對政治的理解、利用資訊科技的方法都跟過往社運不同,我會說他們豐富了整個民主運動」,「整個拉布過程,是裏應內合的成果,沒有體制外年輕人的壓力,又或沒有議員在議會內行動都不成。兩者本身都不是獨立的,是社會出現變化,他們共同呼應了社會的需求,以行動加快了民主運動的發展……除了年輕人,我們也看到很多專業人士、學者參與是次運動,所以我會說新舊社運是互補性質的」。
的確,是次拉布過程給大家上了一場公民教育的課,目睹議會程序,透視功能組別的荒謬及官商利益傾斜,也一起監察議員的表現,明顯地,泛民裏的公民黨及社民連才是牽頭部隊,民主黨再不是領軍者,加上在五區總辭的表現,民主黨以後能否帶領香港的民主運動?
「這個我不擔心,每個政黨都有自己的位置,經濟上就是所謂product space,民主黨有自己的鐵票,做一些符合位置的事情,但社會改變,有了新隙縫,政黨開拓新票源,拉闊政治光譜是好事,年輕人進場,是健康的成長,這方面,我是樂觀的,最重要的是爭取真民主,也就是一人一票,人人政治機會均得。」
體制外的年輕人又如何?用「代際競爭」的說法可否以分析當下社會狀況?練生繼續不徐不疾地說﹕「唔,這個重要的,卻不是想像中的重要,對年輕人生存狀況的理解是需要的,但所謂『上位塞車』論,根本不成立,因為大量實證研究看出,提前退休年齡,青年就業率不升反跌,失業率也明顯增加。五十歲至六十歲的銀髮族,只要身體不太差,以其經驗和智慧,生產力依然旺盛,他們退下,反會降低公司效率,甚至拖垮經營,而香港的效率是世界數一數二的,怎會讓此事發生呢?」
論階級 出現仇富心態
代際塞車論的確不足以解釋深層的社會矛盾,而香港貧富懸殊早已明顯得走在街上便看見,財富不均,階級矛盾沒有被充分反映出來,就連政改的討論也只聽見政黨的聲音,沒有基層的聲音。
練生同意這個說法,「階級分析是做得不夠,這個很重要,但不要攪階級鬥爭,要有階級和諧。」階級和諧這四個字如鉛重,一時聽得耳朵有些不舒服。「近年,香港出現一個從前沒有的「仇富心態」,八十年代的時間,年輕人或基層朋友還會以地產富豪為偶像、為目標,現在不會了,今天的香港管治力量明顯向資產階級傾斜,深化貧富懸殊,功能組別令資本家有錢有票,諮詢機制也只是蒙混而過。」他也引述,早幾天,新加坡李光耀創意地提出年輕人多一票的說法,香港卻翻叮這個由區議員搞小圈子互選的制度,所以,階級問題還是去到功能組別及政改的問題上。
但除了政改問題,媒體也有社會角色,如基層的聲音始終不受主流媒體重視,而年輕人已開始不信任主要媒體,早有CCTVB、CC星島等說法,而某大報的社論經常性格分裂,時為政府護航,時又忽然靠近民意,當下媒體自我審查是否愈來愈厲害?
論媒體 置身處地去理解
練生對媒體自我審查不置可否,只說過去兩年在《信報》的工作,沒有受過任何壓力,上司高層沒找過他。他反問我為何不把性格分裂的社論當為報館的策略,正是某些東西不能說,就在別個議題發揮,平衡一下。但除了政治壓力外,還有商業及市場壓力,如《信報》也被人詬病不以頭版報道電訊盈科私有化的新聞,對此問題,練生只輕輕的說﹕「其他部門的事,我不太清楚。」
不過,他重覆說,要明白新聞從業員也有家庭,各有負擔,在現實條件的考慮下,未必人人可以抗拒某些作法。不過,作為教媒體的老師,我如何教學生梳理現實跟書本叫你求真求客觀的核心新聞價值的差異?「面對理想的失落正是成長的一部分呀。」一邊的耳朵聽著練生說,另一邊耳朵似已聽見學生說我「偽善,教一套做一套。」「的確是價值問題,那條底線得要自己找的。」練生再說。 實在難怪有些年輕記者做了很短時間就轉行公關去也。
論政論 平起平坐的態度
練生政論精闢,理據充分(如單是「算算五區總辭的人均成本和政治代價」一文,旁徵博引,令政府以五區總辭浪費公帑一點五億元之說立時暗淡無光),層層深入,大氣而冷靜,不失情感(如「一隻不自量力的壞蛋」在反高鐵期間廣受流傳),有人就用「典雅的筆戰」來形容,其實練生會如何衝量自己的評論的水準?
「我會要求資料、分析、意見三部分平衡表達,分析部分要有新的角度,不重覆別人的論點,更重要的是,不重覆自己的,最終希望幫助讀者了解事情。」他曾在訪問說「寫政論,就是跟當權者平起平坐聊天」而這個態度,「在古代中國知識分子已有,一次魯穆公問於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恒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就是愛這個地方,更要批評它,而且不是一、兩次的進言,是恆常地。此外,「就是揭開一些社會的現實」,在政府及市民資源及資訊不對等的關係上,評論者的角色猶為重要,還有,「不向上捧不向下踩,不走極端,保持獨立的聲音」。練生知行合一,其清音明道,錚錚風骨,過去每天能在《信報》中抱讀,可惜,他已正式封筆,退下來,「會先調理身體,處理個人事務,或回加拿大
,又或重拾個入趣味啦」,而他過去的作品大多已收錄在《練乙錚文集》,最新一本為《港理》由天窗出版社出版。
系列最後一本:《人文》
練乙錚文集系列最後一本《人文》,將收入其收筆前發表有關討論世代的文章,另外內容包括對一些政治人物及學者的評彈、個人修習中英語文及讀書心得,並對教育方面的議論。新書並將收入作者一些珍貴圖片,將於下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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